【圆桌对话】境外园区开发运营模式探索:如何摆脱单一的盈利模式

2017-12-07 08:59
导读:12月7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以下是【圆桌对话】境外园区开发运营模式探索:如何摆脱单一的盈利模式的对话实录。

刘建红:大家好,我叫刘建红,来自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这场对话将由我来主持,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重量级嘉宾来参与对话,他们分别是: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张轶翔先生;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刚先生;

   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引资部总经理宋哲先生;

   吉布提驻华大使馆特别顾问、达之路吉布提经济特区董事长何烈辉先生;

   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麻树龙先生;

   招商局集团基础设施与装备制造部/海外业务部副部长、吉布提国际工业园区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锋先生;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先生。

   在座各位都是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者和推进者,对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建设性的意见。接下来我想请各位结合一下自己的实际出发,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是什么?我想先请张轶翔张总回答一下。

   张轶翔: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些园区发展的瓶颈。我们现在总结,可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先把答案说了,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人口导入不过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非泰达经贸合作区发展到现在刚才介绍是十年的时间,现在累计投资3.3亿美元,资本金投资1.1亿美元。吸引的企业70家,生产制造35家。这十年当中我们对产业的重视,头十年是下了相当大的力度。到目前为止产业人口的导入已经逐步在园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从2014年我们开始重视城市人口的导入。当时提出来我们的定位是产城融合的园区发展理念。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商业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产业地产过渡到城市地产的开发是一种商业模式的进化,一个园区只有工业地产是很难回报到股东的投资,所以城市地产,尤其是住宅地产、房地产的开发,对于一个园区整体的商业模式是一种促进,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力地打造城市人口的导入,但是城市人口,刚才像曲院长说的,城市人口的导入需要很多的公共设施的佩特,例如医院、幼儿园、学校,这种公共服务性对于区域的,从政府角度,对于这种区域的服务。但是驻在国政府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光是钱的问题,而且是一种社会体制的问题,不会举国家的重力往这个区域打造公共服务型的配套,所以企业在逐步地摸索和探索,如何把这种公共服务配套引入到园区。我们也在积极地尝试,和国内公共服务型的机构在讨论,如何借助公共服务型的配套性的企业如何走出海外。更完善园区这种企业服务平台的配套设施,好消息是我们也联系了很多家的企业,也基本有一些合作上的探索,希望我们下一步能把城市人口尽快导入园区,为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导入更多的产业人口。

   刘建红:接下来我想请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董事长的陈坚刚回答一下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坚刚:我想这是一个暂时性,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课题,因为随着园区的发展,主要矛盾一直在变化。我记得2008年我们到柬埔寨投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电力问题,没电、没水,柬埔寨很穷,所以我们采用柴油发电,当时主要解决的是电力问题。第二个,随着有了柴油发电以后,我们开始建设,这是建设工程类的问题,没有很好的建设工程队,我们只能从国内带过去,当我们建设了,有施工厂房以后,面临着招商问题,怎么吸引国内的企业能够走进柬埔寨,走到我们特区。到现在,我们经过十年的发展,有117家企业在我们产业园区,有两万个工人,同时,在当地政府跟江苏无锡政府的支持下面,我们在园区里面有卫生中心、有图书馆,包括我们中国政府商务部在园区里面建了一个中心,基本上为我们园区服务的产业配套和城市配套功能在逐步完善起来,所以对我们来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110家企业里面,近100家是中资企业,十六七家是第三国企业。我们就把问题提到硬性上面,怎么把园区健康运行好,这可能是我们目前阶段性的问题,我们可能跟其他园区不太一样,可能下面还有更大的问题,包括再过两年,要把园区进行资本运作,上市,可能又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刘建红:谢谢陈总,园区的持续发展是陈总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跟泰达的恰恰相反。接下来我想听一听中白工业园区的宋总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宋哲:中白工业园区因为园区的发展阶段都是有一些定式,都是园区的老大哥,发展得很好,已经进入新的园区发展阶段,作为中白工业园区算是园区的新别,我们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我们国家还是比较重视,国家领导人定为成“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对我们的支持很多,但是同时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把园区怎么能够尽快地开发好和建设好的这么一个压力。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问题还是初级阶段的招商引资。虽然我们园区的区位很好,离国际机场非常近,政策、税收都是很优惠,但是因为也是刚刚开始,另外白俄罗斯可能在国内的认知度还不是特别高,所以也需要我们去宣传,这个国家,包括园区的优惠政策。我们招商截至目前也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有23家入园企业,中资15家,其他的是国外企业,另外就是企业投资额达到7亿美元,落地投资额是1.6亿美元,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讲园区能够快速地发展起来,招商引资依然是我们现在的头等大事。

   刘建红:谢谢宋总,招商引资是中白工业园区所面临的最大瓶颈。中白工业园区也是目前国外最大的工业园区,91.5平方公里,相信在两国镇压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会取得越来越好的成效,谢谢。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李国锋李总,作为吉布提自贸区的总经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

   李国锋:吉布提在这几个园区里面是最,我们是2017年1月份正式组建合资公司,2017年还是建设期,2018年6月份具备企业园区入驻的条件,我感觉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特”字怎么落地的问题,我们在海外做园区一定是“特”,什么是特呢?就是园区内和园区外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落地的问题?曲院长讲得非常好,要实现这个特,首先当地要有法律保障,其次要有双方的投资协议来约定,但是关键是落地怎么落地?法律上写了,协议里也写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协议要落地的问题,我们要求的特,包括你说政府管理体制要特。凭什么在我国家内部,在你这个区域,你们几个中国人,你们要替我行使权利,而且我只是要经济的行使权利,怎么可能呢?协议里写了,供电、通信,园区的开发是有专营权的,他们国家的电力公司就过来了,通信公司就过来了,怎么能够让你有这个特权呢?包括海关,全国的海关的效率都是非常低的,我这个海关要用中国最先进的电子化通关,协议也写了,没错,我承认,凭啥你这个小的区域就要改变我全国统一的体制和政策?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阶段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特”怎么来落地。

   刘建红:谢谢李国锋总,国锋总提到的特,我想跟刚才曲院长说到的一个法规,设立特区法应该是密切相关的,需要两国政府的力量。另外一位嘉宾来自吉布提经济特区的何烈辉何总,您目前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

   何烈辉:我们面临的问题跟我们的邻居李总的问题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的压力不在于招商引资这一块,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引进生产厂家,引进制造业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相对会少很多,也就是我们不同于一般工业园区的地方,另外刚才曲院长讲到特的问题,要有特区的法令,吉布提政府的确是给我们这个经济特区专门签署了一部法令,我们跟他们有协议,也有专门的法令来管理我们这个经济特区,实际上我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实际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个建设成本降下来,这是我现在很头痛的问题,中午吃饭还在跟李总说,说我们那个地块,因为吉布提95%是荒漠和沙漠地区,又在东非大裂谷的起点,地质状况特别糟糕,有时候打50米、60米就感觉深不见底,像无底洞一样,房子建起来的成本非常高,我们有两层楼的商业中心,我们花了一年时间的研究,出了很多方案,六七十米一根桩,或者三四十米一根桩,建设成本很高,我的建议是如何引进新的技术能够把建设成本降下来,从而让吉布提们和我们引进来的外国投资者也好,外国商贸也好能够用得起我们这个特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人力资源的问题,当这个国家大力发展的时候,它的人口少,会导致可用的劳动力人口短缺,也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这个问题肯定也是需要考虑到的,我们现在也会面临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说到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高,水的价格高,电的价格高。这些毕竟跟企业也好,跟个人也好,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何降低这方面的成本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

   刘建红:谢谢何总,您刚才说的建设成本的问题可以请教旁边的麻总,因为麻中是北京建工集团,参与很多国际项目,应该有很多的话语权,一会儿可以交流一下。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麻总,你们目前计划乙方变为甲方,你们目前在做产业园区有没有心理准备?有什么样的规划和蓝图?

   麻树龙:我们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家建工企业,主要任务就是建设新北京,到目前为止也很自豪,长安街两边80%都是建工国际建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北京有60%的建筑都是北京建工建的,大型建筑,首都机场、新机场的建设、通州副中心的建设都是建工。现在大约有两万人,因为北京市场面临逐步的萎缩,我们的主要业务主要是地产开发和施工总承包两块,所以“走出去”势在必行,我们“走出去”时间也比较早,是一九五几年开始承建中国的援助项目,包括斯里兰卡、非洲一些地区,从90年代初正式地大规模往外走。到今天为止,我们海外友30个分公司,包括分布在五大洲,主要的业务还是地产开发和施工总承包,在美国、英国,像泰国、毛里求斯这些地方主要是做地产开发,其他一些地方主要是做EPC总承包,两块业务,海外从业人员,管理人员有一千人,建工国际有一千管理人员这样一个规模。对产业园区的建设,北京建工是一个新兵,现在正在国外建产业园区,国内建很多,国外正在建的是在拉美,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些国家建设产业园区,正在建设。刚才一些老总提到一些困难,我们还没有遇到,但是在建设之前,就像曲院长说的我们已经学习了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正想怎么样逐步地规避这些教训,来吸取这些有益的经验,为我们这个园区建设未来成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是一个新兵,正在学习。

   刘建红:谢谢麻总,还要请教您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将要建设的产业园区有什么样的创新?和其他园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麻树龙:其实创新和关键因素讲之前我想分析一下现在的现状,其实刚才曲院长讲的一点我很认同,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面临两个诉求,一个是降低成本,一个是寻找市场,首先这个产业园区要围绕这两个中国企业的诉求来建设,因为一个园区的成功是取决于入园企业的成功,这些入园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市场,市场在,并且这个有效的市场在持续地发展、持续扩大,这个市场就有发展,我们把目标定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有六亿人口,但是拉丁美洲和非洲有其他不一样的国家,讲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对中国有挑战,另外相关制度法规没那么建群,所以我们选择在拉丁美洲边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立产业园区,这些国家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从降低成本上讲,这些国家的能源非常便宜,工业用电只有2毛钱人民币一度,水电比中国便宜很多,水也很便宜,本身是石油天然气大国,所以能源很便宜。第二,是金融这一块没有管制,外汇没有管制,金融很领先,是一个金融中心,所以不用担心资金的运作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三选择一个国家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治状态一定要是稳定的,特别是在政府换届之后,我们这些个项目还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这些国家这方面做得也比较好。第四个是面对这个市场,拉美市场很广阔,特多是一个港,作为一个跳板寻找拉法市场。这个地方选好以后,降低成本我们具备了,怎么操作?一个工业园区不仅是建成了,主要是入园企业怎么做成功?中国的企业都想“走出去”,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着产能转移,面临着降低成本,面临着寻找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样开拓新市场,这是现实情况,中国企业有的是什么?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一些走出去的企业,有的是技术,有的是生产设备,有少量的资金,所以两块我们必须帮他解决,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资金怎么解决,在特多产业园,这个园区也很大,大部分资金,园区本身建设资金,使用的是中国政府优惠贷款,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建设期间不存在问题,运营方面我们也不存在问题,现在我们就想怎么样让入园企业能成功。现在我们帮入园企业建营销体系,具体怎么做呢?我本人在非洲、拉美都工作过,在非洲去过30多个国家,拉美国家都去过,每个国家选20个综合代理商,可以代理我们园区的产品,让这些代理商和我们中国的入园企业,潜在的入园企业见面,入园企业把代理企业、销售协议签好,拉美一些企业家、一些代理商非常愿意代理中国的优秀产品,他们苦于找不到门道,我们中国企业的产品极大丰富,苦于找不到销售,苦于不知道怎么销售,特别是我们企业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所以这个体系建立好之后,确保入园企业有一个良好的销售渠道,等到运行几年以后,他自己对拉美市场、对北美市场都熟悉了,知道怎样销售了,我们放手了,可能再发展其他的产业园区,是另外一个发展方向,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资金,国企解决资金很容易,银行都追着走,特别容易,民营企业解决资金还是很难的,特别是在中国,要求抵押东西。在我们特多产业园区对所有入园企业实行一揽子协议,对中国政府、特多政府提供一定的担保,这个产业园区建完以后,叫中特国际产能合作示范园,是这么定位的,必须提供一些担保,让这些入园企业只拿投资的15%-20%的资金,中国的一些基金,像中拉基金基金要配合10%作为股权投资,剩下的债权部分,大概70-80%部分,由一揽子项下,不需要提供担保,从银行获得投资,这是解决投资的问题。入园企业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带上你的技术、团队,带上生产团队,带上你的设备入园就可以了,市场上有一个培育的过程,资金上有一个帮助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主要事情。建设园区,像何总讲生产建设是我们的强项,怎么建设是不存在问题的,中国的产能、中国的建设水平、建设速度都不存在问题,所以我们觉得一个产业园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的目标市场,第二,在于怎么样来开拓这个市场,怎样锁定这个市场,第三,怎样帮助入园企业解决资金瓶颈问题,这是几个关键问题,正在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有其他的挑战,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会向各位先“走出去”的企业请教、问寻、学习。

   刘建红:谢谢麻总,天时、地利、人和,把入驻企业的后顾之忧都解决了。刚才一些嘉宾提到了困难,比如说产融结合,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招商引资、建设成本、融资成本等等,背后的原因,我想请曲院长来分析一下,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曲建: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几位老总都是我们国家境外产业园区的风云人物,每一个人霸主一方,但是这些霸主在“走出去”的时候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我先说一下,我本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参与了接近30年,刚才几位老总说的深圳经济特区在建设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大家都有相似之处,其实在这些难处之上,我再给大家加一个难,什么难?人类社会最大的难点是把你的想法装入别人的脑子里去。中国人想把不同想法装不同颜色人种的脑子里非常之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要有耐心,你要有手段。我们就采取了非常多的一些办法,培训、考察,慢慢让对方接受这些困难,以及我们解决这些困难的解决方案。所以刚才大家提到的,比如说招商引资难、优惠政策落地难、土地确权难,等等这些问题,究其原因是我们变轨了,什么叫变轨了呢?就是中国原来的企业都是在中国的体制下长大、成熟的。突然之间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环节,我们很多的投资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天然地以为我们到的那个国家,他的那套运行体制跟中国相似。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有的国有企业那么庞大的一个体系,走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以为全世界的土地都是70年一租,结果到了那个国家才发现,人家不允许外资租用长期土地,他的钱已经砸下去了,才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的企业进去拿了99年的土地,以为自己可以获取长期的利益了,等他建完了房子,人家才告诉他,地面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这四层是不能由外国人持有的,所以说所有的国家天然的,他的法律体系、投资环境都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这是我们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难点,而自己的人呢?又有一个想法,以为对方跟我们是一样的。当你在现实操作之中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差异的时候,你就需要去让他们接受你的想法,而这个过程又是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我觉得我们既要看到对方的问题,有的国家上千年都没发展起来,有的国家数十年没有发展起来,有他们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可能“走出去”的时候没有充分地研究透对方国家的这样一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体制机制、法规、文化的这么一个环境,这需要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慢慢缩小这样的一个差距。谢谢。

   刘建红:好,刚才曲院长也说了,一定要深入研究,要循序渐进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再请教一下陈董,您是有什么样的分析原因?您是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好的方法。

   陈坚刚:对这个问题是吧?

   刘建红:对,目前大家遇到的共性的问题,您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陈坚刚:我非常赞同曲院长讲的论点和想法。到一个国家去投资的话,一定要了解他的法律法规、民情民意,包括它的习俗,包括它的规章制度,政府运行的一些规则,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想到那儿投资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陷阱等着你。包括我们在柬埔寨也碰到,我们在境外投资的时候,土地是我们永久的。如果我们在搞工业建设的时候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底楼,一层楼是不允许卖给外国人的,属于你不了解这个情况你去做就违法了,包括很多的企业去了以后,完全是按照我们中国企业自身的环境下运作的方法到国外去运作,就是没有很快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当地的法律法规,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去沟通成本就很高,人家对方也不理解你,沟通很麻烦。东南亚国家都是小非国家,有些企业往往就是说我这些问题可能三年前就可以解决了,当地的官员帮你掩盖掉了,但是其实根本没解决问题,到后来还是隐藏很多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对外投资第一首先要遵驻在国的法律法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到柬埔寨投资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聘请当地的法律顾问,用他们的法律来规范,来引导我们企业进行投资。第二个就是要很快地把企业融入当地社会,让老百姓来接受你这个企业,这样的话把我们的企业投资扎根在当地老百姓中,你这样才可以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我想简单分享这两点。

   刘建红:谢谢陈总,一定要融入了解当地的法规,融入当地的民情。我想问宋总是怎么分析背后的原因的。

   宋哲:中白工业园区也是经过几年的摸索,也是交了一些学费,也有一点点的经验,只是把我们这么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国外投资海外园区其实是挺难的,因为在国内做园区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在国外只有说更难。所以说你在国外要想做园区之前,很多事情都是要提前分析的,就是提前要做好一些风险的预判和做好一些顶层设计,我是觉得,首先就要从,包括政治、人口、经济、文化、自然、技术、法律这些方面进行一个总体的判断、总体的设计,首先政治,选择一个国家投资,两国的针织关系一定要好。像中白工业园区也是白俄罗斯和中国先签了,合资合作建造这么一个园区的协议,我们一看有这个协议了,我们才来跟进,所以两国的政治友好和两国的意愿是特别重要的。另外你如果要是想风险的这种规避,当然,本身这两国关系很好,习总和陆哈申克(音)也是朋友,相差一岁,个人关系很好,但是你为了保证真正的风险,该投的这种保险,像我们投的海外投资保险也是规避风险的方式。另外人口,要在一个地方投资,市场很重要,虽然白俄罗斯的市场不是很大,只有950万人口,但是它是位于一个大的市场,就是欧亚经济联盟,就是俄罗斯、哈萨克什么的,一共15个国家,1.7亿人口,所以人口在你投资的时候也是要特别考虑的。另外就是人才,因为白俄是说俄语的国家,所以人才储备也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点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性,就像曲院长说的,你得提前做好分析,定位好产业定位,你去那儿是干什么的,怎么才能挣钱,因为园区的资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前期的投入肯定很多。你怎么能够减少这个压力?一个是要算好,另外一个是尽量能够多地获得两国政府支持,像我们园区面积很大,按照我们规定,园区内都是白方,园区内都是我们这个开发公司的,但是我们园区很大,所以我们一期3.5是在园区里面,如果周边都是你来开发的话,你的投资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跟白方也在谈,就是我们3.5园区外的一条道路,实际上也是在大的园区里面,这个道路是由白方投资费用。另外中国政府也申请援建资金,给我们援建变电站,包括河流的改造等等。这都是政府的支持。另外我们选址,通过比对选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第四点是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肯定是要融入它的文化,白俄我们对它的评价是没落的贵族,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但是它的国家现在发展已经是远远不如中国,但是它所谓的这种自傲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怎么能够来跟它合作?怎么劝导它,一块来认同你的这种理念。所以可能一些,包括像“请进来”“走出去”的一些培训,我们给他们请到中国来培训,或者在国外办培训班,让他们逐渐认同我们这种理念,让他们看到中国成功的案例,让他们能够认同我们的这种想法,然后认同中国的这种成功的经验。

   第五点就是自然,因为白俄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有一个冬季施工的问题,冬季有三个月不能施工,排工作计划的时候也要考虑。

   第六点就是技术,因为我们在国内是中国标准,在国外有的时候是要依据外国标准,白俄是有白俄的标准,中国的图纸到那边要进行转化,像这种费用,包括时间都要考虑,我们作为这种开发的主体也在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比如说成立共同设计院,或者跟白方来协商,让它部分采纳中国标准,给入园企业创造便利。

   另外就是法律,你到国外法律的情况应该是和复杂的,作为我们是很难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也是从一开始就是跟他谈了总统令,对中亚比较熟悉的人很了解,总统令是特别高的法令。我们在总统令里规定土地使用年限99年,总统令2012年颁了第一版,2014、2017年又颁了新的,随着园区的发展我们又认识到有新的问题,通过总统令的修改来进行一定的改善。

   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环节,关键的还是说要做好上层建筑,因为在前期做好任何的风险的预估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全面,还是要在过程中解决。谢谢。

   刘建红:好,谢谢宋总。规划是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宋总也谈了很多区别于其他的投资运营模式,我想请教一下招商局的国锋总,您对招商引资难这一块有什么样的高见呢?

   李国锋:我们现在是刚好开始做招商引资的初期阶段,实际上我今年主要是做建设,我补充一下,我们和吉布提自贸园区,另外中白我们是合作一块开发的,所以宋总说的所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我曾经还做过一年中白的董事,所以他已经替我回答了大部分,我想分享一下你刚才说的,招商引资我觉得比较个案化,每个园区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有自己独特的劣势,比如说吉布提自贸区的优势非常明显,区位优势,包括,我老说两句话,一个是咽喉,就是东西贸易的咽喉地带,另外一句话,它是一个嘴,埃塞俄比亚的货物只能通过吉布提港。一个嘴,一个咽喉,再加上它还有外汇的问题。外汇是完全自由的,货币完全是和美元挂钩,二十多年都不变的。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给予的优惠政策,我们这个自贸区当地给了全部免税,所有你能想到的税都是零,有的园区说我是五免五减半,十免十减半,在吉布提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能想到的税全是零。给的政策,当地的区位优势,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我刚才说的特,落地很困难,困难是困难,难我们也解决了,解决了以后,这个园区比区外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我们已经解决的,比如说一站式的服务问题,海关的问题,解决了就变成了我们的优势,所以这样说,我觉得招商引资这个优势,吉布提自贸区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它也有劣势,比如说吉布提很热,四十多度,夏天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开港仪式,出去以后站了半个小时,在凉棚下面,我穿西服,西服的外套全部湿透了,不是衬衣湿透,可以拧出水了,可见当地有多热,包括自然资源很贫乏,到那里感觉特别荒凉。适合当地去的产业比如做物流、做商贸、做简单的加工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我总体来讲,说到招商引资,我觉得一年来,吉布提自贸区招商引资我认为还不至于说是特别好,所有困难我把它排第一。对政府、对社会机构有什么诉求,我有一个困惑,吉布提很好的条件,可能有很多企业也想去,同时我很想让企业去,好多企业也想去,我们怎么能够对接上?怎么能够见面?不管是政府还是行业协会,我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能给我们提供,让我们供需两方能有一个对接,当然了,我知道你们的丝路产能合作中心也给我们很多机会,除了你们以外,比方说各地的商务厅,国家的商务部,或者行业协会,能不能更多地为我们在境外的园区和在国内想“走出去”的企业之间多搭一些平台,多搭一些桥梁,这样的话,使我们大家的沟通成本、交易的成本缩小,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

   刘建红:谢谢国锋总。其实我们也在搭建六位一体的机制,政府、使馆、企业、商协会、金融机构一起来参与,共同为“走出去”的企业做服务。接下来我想请曲院长总结一下,刚才大家遇到的一些难点、疑点,您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谢谢。

   曲建:不敢说总结,因为在座的各位,包括你都是专家,我只是谈一些自己的想法。中国企业,包括我们的中国园区“走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是你人生的第二次创业,如果说你在中国第一次创业成功的话,你第二次创业有可能让你倾家荡产,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怎么来应对这第二次挑战呢?我还是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中国的投资环境跟境外的投资环境天壤之别,在每一个在座的同志的心目之中,其实很多事情不用专门有专家告诉你,你都知道中国是怎么运行的。但是你一旦“走出去”了,你几乎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无知,很多的事情你并不清楚。就像我们会遇到突然之间感觉到,如果你没做投资可研的话,猛然间会发现,原来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价格,远高过中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第一次,大概十年前走入非洲的专家,发现非洲建设的成本几乎是中国国内的一倍有余,很多人传回消息以后,大家目瞪口呆,怎么会这样?后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开始推行建筑的标准化,因为在中国国内推行建筑标准化成本会高,如果把建筑标准化推到非洲去,和它的建设成本对比,它反而有了优势。就类似于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包括投资人,包括研究人员,包括去经商的所有的人员都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的。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告诉大家,你“走出去”之前,特别是你决定去做境外的产业园区直线,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产业园区不等于投资项目,一个投资项目投资建设期完成了,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就可以赶快离开,而投资园区项目,意味着至少运营30年,你走不脱了,你想走人家也不会放过你走。所以说我们发现国内的很多的咨询机构,在给境外投资园区做投资可研报告的时候犯了一个大错,它只做建设期的投资可研,而我们在深圳也好,在中国沿海的城市也好,做产业园区的投资可研至少30年,你要全生命周期地加以考虑。刚才何总说了,他已经遇到了建设口上的难点,我可以预计,30年运营成本你会感觉到是一个天价,还有更加复杂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未来的这些投资人,你会意想不到这些问题,怎么办?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走之前做好前期的研究工作,这跟中国真不一样,中国的老板凭着自己的知识拍一下,大体上不会犯错。“走出去”老老实实地按照世界银行的这套体系,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二三工程”,法规的研究、规划的设计、投资可研的编制,相信世界银行毕竟走过了数十年,那么一群世界上的精英人物编制的这么一套规范,按照这套规范来套用我们对外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面临的风险。我衷心地希望在座各位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走得平稳,一定要考虑得充分,一定实现可盈利性。谢谢。

   刘建红:谢谢曲博士、曲院长。刚才也说了,一个法规、两个规划、三个报告一定要是做研究,研究开始,然后要因地制宜,谢谢曲院长。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泰达的张总,因为你们是老牌的国内的开发运营园区,从事国外的境外产业园区的运营也达十多年之久,有什么样的海外探索的新的模式和特点?有什么创新之处?

   张轶翔:谢谢建红这个问题,刚才在发言的时候也谈到了泰达的模式,从1.0版本到2.0版本。特点其实也比较鲜明,我们泰达海外模式的特点就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就这么一个特点,也很简单。其实跟刚才曲院长说的有很强的互补性,曲院长更强调的是投资的前期、初期,一定要做好“一二三工程”,一定要做好调研和论证工作,而我们泰达海外模式更多的是从下而上,在海外探索了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不断地试错,不断地分析,不断地总结,是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一套,如何在海外运作的模式。不仅从园区作为一个产品,它如何打造这种产品,更是园区的操盘者,你在一个海外做园区一定要有实施的企业,这个企业本身就是一个跨国性的企业,无论他做什么行业,既然走出了国门就要有这种跨文化的能力。泰达的海外模式不仅从海外园区做产业链式的发展,更注重的是如何做园区的企业。所以我们说这个特点就是从实践当中来。

   也不敢提创新,只是我们有了一些先发优势,就是我们在海外运作了十年之后,对于园区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就是如何与驻在国政府一同去建造这个园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与驻在国政府也是出现了鸡和鸭对话的情况,我们对园区开发的理念和驻在国有很强的冲突性,我们作为园区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它也是可持续,它指的是一个工业园区,是一个初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海外模式更多的是理念的相通的贯彻,也谈不上创新,只是先走了一步。

   刘建红:跟泰达交流比较多,他们有独特的模式,比如有大雁模式、飞雁模式,刚才跟我们的五通是非常契合的,私下大家可以再交流。接下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问一下何烈辉何总,因为目前吉布提是刚刚作为中国第一家海外军事基地之后,捷报频传,两国高层互访,达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建设吉布提经济特区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政府给予了哪些支持?如何与政府构建信任关系?谢谢。

   何烈辉:挑战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政府给予的支持,总体讲,我觉得吉布提政府对我们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根据我们跟吉布提政府签署的协议和其他的一系列问题,这个经济特区,吉布提政府把所有的管理权完全授予我们公司,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自行建设、开发,包括适用各种规范,而且我们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发展经济,这一块我们觉得一个是吉布提政府对我们非常信任,第二个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授权,肆意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国内经济发展的经验。我觉得尽管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但是重要的是选择适合吉布提的发展思路。另外我觉得我们在发展特区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吉布提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整个东非今后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它发展的方向,把我们建设的方向和吉布提国家发展的方向和东非今后发展的趋势能够结合起来,从而能够让我们这个特区做得好一些、做得稳一些。另外一个,我觉得建设经济特区也好,建设工业园区也好,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整个投资回收的过程应该是漫长的,希望在七年、八年、十年里面来回收投资,其实我觉得是一件不大现实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心态现在就是说慢慢地做,成熟一个项目收一个项目,然后把规划能够提前做好,一次规划分期开发。另外对招商也好,对到园区里面来发展的企业或者人也好,我们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偏向,首先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同胞,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到经济特区里面发展。另外,我们也非常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个人都能够来发展,因为我觉得吉布提是有潜力成为东非的中心,特别是像迪拜一样,迪拜也是从沙漠上面扩是发展的。吉布提在东非有地理优势,也有人和的优势,国家政治也非常稳定,而且老百姓心态很开放。吉布提人的国际化程度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因为它的经济是依靠于外向型经济,包括外部对它的援助、军事基地的存在,包括船舶在那里加油、加气等等。政府和老百姓开放的心态也是有助于经济特区的发展的。

   刘建红:谢谢何总。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国锋总,我想请您讲一下它具有怎样的优势?引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因地制宜,与东道国的国情结合?

   李国锋:刚才曲院长说深圳有三千个经济开发区或者园,但是蛇口应该是第一个,而且蛇口不仅是深圳第一个,也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国所有的开发区和特区最早是蛇口,1978年就开始,先有蛇口、有了深圳,有了四个特区,有了14个沿海开发区,有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我们是做的比较早的。我们到海外去老讲要复制蛇口模式,说我们到底有什么优势或者我们有什么特点,概括起来是三个,我们自己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真正的特殊,什么叫真正的特殊呢?当年整个蛇口开发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法律体系,独特的管理体制,蛇口工业区的管委会真的是一级政府机关,它实际上是具有高度的权力的,遇到问题可以直接通到中南海,当时直接给国务院写信,镇压管理体制绝对是很特殊的。而且当时也实行了很多特殊的体制,比方说当年蛇口的供电是从香港拉的电,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水是在蛇口里面建了供水系统,通信是自己的,蛇口还有自己的电视台,甚至还有自己的公安局,还有自己的税务局,政府这一套职能真的是和全国所有地方的管理体制、政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蛇口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叫《蛇口试管》。你们国家要发展,要学蛇口的模式学什么字?学特,这是蛇口的第一个优势和特点,正因为它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一开始1979年外商才会到蛇口发展,才会把外商招进来,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企业主导,中国的开发区、特区绝大部分是政府主导的,镇压做的管委会,包括政府性的开发建设公司,但是蛇口是完完全全招商局一家企业主导的,自己把所有的事,从顶层设计到运作、到招商引资,到所有的环节,全部自己做的,所以叫企业主导。我觉得蛇口这是第二个特点或者优势,到海外我也强调这一条,我到你国家是政府支持,但是真正的主导是企业主导,市场化优势。

   第三个是一个综合开发,什么叫综合开发呢?是又做硬环境,又做软环境,硬环境就是前港、中区、后常构成了整个蛇口投资的硬环境,同时蛇口构筑一个自己的软环境,包括一开始蛇口就请香港的专业机构到蛇口提供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物流服务,包括其他的一些所有你能想到的咨询服务。你能想到的服务蛇口一开始全面给你提供的,所以蛇口的模式综合开发又有硬环境,又有软环境,所以投资者在放心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蛇口当年真的是非常成功的。我刚才说了蛇口模式的三个特点。

   接下来,到海外也是说,我们复制蛇口模式复制什么东西呢?就是复制刚才我说的三个东西,只要这三个东西东道国达到了,蛇口模式基本就复制过去了,但是每个国家有他自己不同的特点,所以我觉得特殊性,到“一带一路”国家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是国家的要素禀赋,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比如你的地理位置好,你适合做物流,你适合做出口加工,你适合什么就发展什么,所以这叫因地制宜。什么叫因时制宜呢?你的发展阶段是还很初级的,你就从低端产业开始,你别幻想着一开始就做高科技,像蛇口做互联网、做创意、做高端服务,你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地从低端产业开始做。适合做低端就做低端,中白,白俄罗斯就要做高端的东西,适不适合不知道,但是如果适合它的发展阶段就这样发展。共性的是这三个特点,就是真正能做到特殊,企业主导,然后是综合开发,这是它的蛇口模式的共性。个性解决你说的,我们到各地去复制,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确定它的产业定位、园区定位。

   刘建红:谢谢国锋总的分享。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陈总,你们是如何承接产业转移?如何与东道国的政策对接的?谢谢。

   陈坚刚:其实这个问题说白了,刚才这位同志讲的,在我们园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做到了企业主导,企业主导来规划我们园区发展的产业定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园区主导产业定位以后,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里面就存在一个企业自主的投资决策的问题,必然是根据他自身的前期调研来决定走到哪里去,是不是走到柬埔寨来,还是走到非洲,任何一个投资决策,我觉得无非包含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投资的资产的安全跟增值,第二个是人身安全。在这两块的保证里面,我觉得几大因素在支撑着,第一个,你要保证这两个资产安全、人身安全,首先投资国政治高度互信,我觉得中柬友谊源远流长,柬埔寨是我们友好的合作伙伴,政治互信非常重要。第二个文化相通、文化认同,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柬埔寨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非常认同的,凡是我们中国人过的节日柬埔寨人都过,而且他们以有中国血统为自豪,他们政府有很多高官都是有中国血统的。第三个是一定要有市场,为什么很多企业到柬埔寨投资?柬埔寨不大,但是我们的园区定位作为一个出口加工型的园区,出口加工型的园区要充分利用柬埔寨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他的基本子只有150美金,加起来乱七八糟不到200美金,只有一千块人民币,跟长三角、珠三角的工资比低得多。第三个是利用柬埔寨欧美国家对它的最优惠的贸易待遇、贸易关税,很多产业到柬埔寨享受很好的贸易待遇,像我们有一个企业,出口到欧美,它的关税是78%,但是从柬埔寨出口到欧美零关税,你说在国内根本是无法生存的。但是到了柬埔寨,又一个企业春天。第四个,在整个柬埔寨,虽然是投资柬埔寨,但是他也投资东盟大市场,东盟大市场有33亿人口,这33亿东盟市场是零关税的,而且柬埔寨这个国家外汇不实行管制,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投资者到柬埔寨投资。

   刚才主持人问得很好,是不是每个企业都适合在柬埔寨投资?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深深地知道,柬埔寨是一个农业国家,90年代还在战乱,刚刚走向工业化的初期,所以我们目前的产业定位主要以轻纺、服装、电子、木制品这些产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以有一个成本优势。第二个,在国内游贸易壁垒的这些产业走到柬埔寨去,这个也跟柬埔寨整个国家的发展需求深度融合,柬埔寨的问题是主要解决就业、解决民生,越多对他来说越好。虽然给我们园区6-9年免税,但是很关键的问题,他希望中资过去以后能够带动就业,带动民生的改善,所以在我们园区建设过程中间,我们把我们招商引资紧紧地围绕柬埔寨的整个发展的一些优势、劳动力资本优势、贸易关税的优势,还有当地原材料的优势结合起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招商、引资,这样使我们入园企业能够享受到这些发展的优势,我觉得一个园区的成功,我非常赞同北京建工说的,园区的成功是入园企业成功,如园企业发展得好,留得住才能成功,如果入园企业一半都死掉了就是不成功的,入园企业能赚到钱,他要判断准确,契合度要牢,如果引进高新企业到柬埔寨不可能,产业不配套,没有产业工人也不行,每个国家发展不一样,产业承接也不一样,产业明晰才能让企业享受所在国的优势,这样才能促进园区的健康发展。

   刘建红:首先有政治互信,要有很好的结合东道国的资源优势,以及很好的市场前景,这样可能会承载更多的产业转入。谢谢。目前海外产业园区的盈利模式比较单一,大部分是靠仅有的土地出让或者是租赁或者是物业来赚取相关的收益,我想请教一下曲院长,园区如何摆脱单一的盈利模式?在发展模式上面会有怎样的创新?谢谢。

   曲建: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回顾一下,今天中国的产业园区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高速成长的最主要点在什么地方呢?人家做了一个测算,老城区扣掉了房地产的增长以后,增量部分不明显,也就是说中国的辉煌不是老城区的辉煌,如果硬说老城区的辉煌是老城区加了它的房地产的辉煌。而中国30多年经济成长最可观、最可复制的亮点在于搞了一大批的新区开发,这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那么这些园区都有哪些盈利模式呢?我们现在往回看,我们总结一共有六种商业模式,但是这六种模式跟我们企业现在“走出去”赚钱的商业模式相比,我们充其量才用了三种模式。还有三种模式被甩在的一边,而那一边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是深圳、上海、苏州工业园,非常成功的另外三种模式,所以3+3,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现在境外产业园区第一个盈利模式点倒地,就是土地的盈利模式,我告诉大家,今天李博士在这儿,当年的蛇口工业区一开始谁倒土地谁吃亏,我们国家的土地是从1996年土地制度变革了以后炒卖房地产才变成赚钱的买卖,1996年之前的制度设计谁倒土地、谁倒房子谁将吃大亏,所以说在深圳当时流传着一句“大傻瓜”这样的一个顺口溜,炒房炒成了房东,炒地炒成了地主。今天大家都知道,谁炒房炒成了房东是赚钱的,谁囤了地谁是发财的,你们不要忘记,那是1996年中国出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下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制度要是稍一松动,瞬间所有的房地产商、所有的房地产拥有人都马上面临着1996年之前的悲惨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跑出去到境外去搞产业园区,很多人天然地以为中国房地产在1996年以后形成的这种制度以为可以复制到境外去,我告诉大家,这是不负责任的这种商业模式是危险的。

   如果我们拿蛇口工业区来看,当年的炒地没炒,炒房没炒,他们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他们用了后面的几种商业模式,比如说扶持产业发展,我们当年用的“三连一补”(音)的模式,使用的是工缴费收益忙按,让当年的蛇口走出了最困境的资金筹措阶段,有今天的话反思来说,那叫产业发展下的盈利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4.0版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问问老开发区人,当年谁炒房子、谁炒地谁倒霉。天津开发区是走的3.0模式,是基础设施的盈利方案,来解决了资金的筹措、回笼的问题。后面的深圳,随后苏州工业园跟上海跟进,探讨了资金理财的5.0的商业模式和外汇与人民币结算下的6.0商业模式。我今天非常遗憾,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境外产业园区还停留在1.0的土地、2.0的房产,少数是3.0的基础设施运营,这三种模式,4.0的产业、5.0的理财、6.0的结算都还没有进入,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未来的境外产业园区发展还应该有一波比较好的机会。

   谢谢大家。

   刘建红:谢谢曲博士,刚才也分析了盈利模式以及一些好的创新的方式和方法。我想,因为目前境外的产业园区有多种类型,可能以加工制造型的会倾向于土地、厂房租赁,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像高科技产业园区,像湖北联投在比利时的高科技产业园区,这就像您说的可能会上升到,不是说6.0了,应该是3.0模式。可能也会有一些创新,像搞金融产业园,像山西晋非毛里求斯也是在进军3.0模式。未来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2.0、3.0的更高版本。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麻总,你们从乙方变为甲方,你们现在是如何选择建设产业园区的?有什么好的创新的方式方法?好的建议?

   麻树龙:我们也是在探索,也是在向各位前辈学习。为什么选择特多建立产业园区?其实我们主要有几个考验,首先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让大家认识这个国家挺难的,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对拉美、对加勒比的了解太少了,非洲可能比较热,这个地方离得比较远。

   这个国家130万人口,5500平方公里土地,人均GDP是两万美金,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排名世界第一的是它的沥青湖,我们的二环、机场高速用的沥青是从那儿来的。第二,空气很好,排名第二,马尔代夫排第一。第三是人民幸福指数比较高,人均GDP两万美金。但是这个国家面临着发展瓶颈,这些国家一直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并且经济很不错,石油、天然气价格高的时候,GDP高速增长,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就进入了资源诅咒圈里,它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当石油价钱下降或者需求不足的时候,它就需要经济多样化,所以它急需发展自己的经济多样化,它提出的口号有旅游,有金融,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工业,我们给他做的就是工业,当然,这个过程中主要是感谢外交人员,特别是我注意姚大使一直在认真地听、认真地记,我们为“一带一路”“走出去”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习主席在201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第一站先到的特多,那儿停留了三天,把特多的国家领导人都招到那边去。中国政府很支持,给了30亿优惠贷款,所以我们就跟着中国政府“走出去”选择了这样的国家,幸运的是这些国家很成熟,社会体系非常完善,非常发达,不坑不骗,法治保护,人们的教育程度非常高,大部分都有欧美留学背景,讲理,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对经济建设都是非常支持的,我们跟两个党都反复地沟通,反复地强调,并且使馆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他们给了很多保证。另外这个国家是市场化国家,它和拉美、美国、欧盟,一共有14亿人口,14人口的国家有免关税协定,如果产品在这组装,往这些地方销售就不中国制造遭受反倾销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家有好多吸引人的地方,成本降低、市场锁定。

   作为我们整体建设方会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只有把各方利益都协调好了,大家都满意了,这个事情才可能成功。涉及到利益方有这么几块,一块是入园的企业是最关键的,他们的成功,他们长久、永远的成功在代表工业园的成功。所以我们首先给他们提供了市场锁定,把市场体系建立好,资金渠道建立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招商,没感受到招商的困难。所以说我只是跟身边的朋友,一些企业家,上下游的朋友讲讲我们这个地方建了园区,有没有兴趣过去,生产空调的、电力设备的这些企业。他们非常感兴趣,我把条件讲完,我说第一批入园企业保证不亏钱,赚多少钱靠你的本事,我们就用你们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有很大的额度。我说完以后他们就很感兴趣,我说你们感兴趣的话自己去,去加勒比挺远,花费也挺高,这些企业就组了一个团过去。其中有十家企业很坚定地要入园,要到那儿投资,说加勒比、拉美是未开发的地方,亟待开发,市场很好,我们可以去,你们的条件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正式招商,要正式招商的时候,可能组织更多的其他的渠道、其他的活动来做。当然了,我相信如果把入园企业做好了,他们的困难想到了,招商应该不会那么太坎坷。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就是东道国所求,东道国希望建立产业园区,解决就业问题,增加GDP,调整经济结构,这些诉求我们在建设产业园区规划的时候都做了深刻的思考,都规划好,怎么样尽更大可能让当地国满意,东道国满意,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这一块当然我们是依靠使馆做了很多的工作,外交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基本上东道国是非常满意的,有一次东道国的国家部长还跟我谈,能不能邀请你作为我们国家投资局的副局长,我说这个职务给我的话,我得问我们书记,国企干部要求不一样。类似这样的真诚和热情能感受到,他急需做这些事情,急需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中国政府产能合作“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在这种倡议下,我们必须把我们国家正向支持的政策吃透了解,不能做一些产业与我们国家相悖的,这个也得到了中国政府大力的支持,中国银行提供了大量的优惠贷款。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不需要花自己的资金,在其他的配套设施,我们需要做一些PPP项目,解决一些其他的配套设施,所以建设过程中是比较舒服的。这是第三块。

   各方利益都考虑到了,我相信这个工业园会成功,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没进入,这个国家还是很漂亮的,建议在座的各位有机会到加勒比或拉美去旅游,加勒比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蓝天白云、沙滩海浪、帅哥美女,全是黑帅哥黑美女,确实很漂亮,有时间去旅游看一看,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说在工业园建设过程中,我觉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只是在建设之前把这个事情策划好、谋划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重中之重,我们想的就是这些,分享的就是这些。

   刘建红:谢谢麻总,麻总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包括市场前景,以及满足东道国的一些利益诉求方面分享了一些建产业园区的要素。我想如何妥善地处置政策、融资、招商引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核心都是需要我们政府、企业、社会各界、机构的大力配合和支持,我们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确保境外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平台越做越大,能做大做行。这对于弘扬“一带一路”伟大事业,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各位嘉宾发言都非常精彩,谢谢,今天对话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把话筒交给主持人。谢谢。

   主持人:相信聆听了刚才各位精彩的对话都获益匪浅,我看刚才有些嘉宾在台上交流还意犹未尽,希望大家在会后继续交流。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以及中国“走出去”的平台和名片。合作区不仅使我国优势产业在海外形成集聚效应,也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与成本。如果说修路架桥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枝干,经贸合作区建设就是其中的绿叶,信心大家在未来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更丰富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更加树大根深,枝繁叶茂。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来宾和媒体朋友给予此次论坛的大力支持。本次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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