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一带一路”法律、金融和政策风险

2017-12-07 06:54
导读:12月7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以下是【圆桌对话】“一带一路”法律、金融和政策风险的对话实录。

圆桌嘉宾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厉克奥博先生、波士顿咨询董事经理解喆先生、安永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刘烨先生、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治国先生以及中债资信研究总部总经理陈代娣女士。

   

   厉克奥博: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与我们本场的圆桌论坛。今天非常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为我们请到了几位非常重量的,来自于不同领域的关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的学者,也是研究者,我来自清华大学,我长期关注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所以一带一路天然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我想一带一路无论我们是基建的合作、产能的合作还是技术合作,其背后核心反映的是我们未来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有非常庞大的资本流动,资本的跨境流动。所以这背后一定有风险。这个就让我想到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卢卡斯悖论,讲的是什么呢?卢卡斯自己说如果按照我们投资的边际产出来讲,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收益边际回报一定要高于投资发达国家,以印度举例子,在90年代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举例子说印度边际产出算了一下,是美国的58倍。按经济学的道理,资本应该流向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但是事实显然是跟这个理论不太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悖论,他自己的解释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第一是他的人力资本比较差,第二是资本市场比较落后,第三也是政治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选在了这个法律、金融和政策风险我们关注这三点。首先我想请来自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解喆总为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一带一路中的风险评价。    

   解喆: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我很用心准备了一个PPT,但是时间关系没法展开讲。我自己本身是做政府领域的,也帮很多政府做了政策的制定,我自己还是一带一路国家智库的成员,参与了很多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中把经济走廊也参与了,也有很多感悟。

   我们国家经历一带一路以后,现在有这么一些问题,一个就是从目的地国来看,风险来源几方面,第一是各国环境非常复杂,包括宗教、政治都是不一样的,涉及到很多问题。第二个就是一般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一些不是充分市场化的地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两眼一抹黑进去的,对当地国很多信息不了解的,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是这些国家通常因为政局,包括汇率,包括一些违约事件发生、腐败等等还有一些国有化,经常会被国有化,有很多这样的风险存在,安全度比较低,第四是没有进行标准化体系,包括财务的,包括劳动力用工市场的等等都没有形成,这是从目的地国家看到的。

   从我国来看的话,我国在走出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目前还是以国家的行为为主,而不能说是市场没有参与,但是以国家行为为主,市场是还是不够充分的。还有现在比如说我做一个企业,比如我想去巴基斯坦投资,我想知道那边国家到底有什么,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组织帮我服务的,缺少整合的平台。还有一个像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目前有穆迪指数,中国也有指标,不存在一带一路的穆迪指数,所以我们对目的地国的一些情况其实是没有风向标的,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提出很好的导航,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

   我们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建议我们也是到处在提倡。我们现在对目的地国是不清晰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还不如在中国建立一个多边的项目市场,把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项目拿过来,比如说我一个企业,我想走出去的时候,我可能不了解到底哪些国家有需求,哪些国家是什么,或者我知道有需求我也不知道该对接谁。我在中国搞一个一带一路项目的集中市场,你的一带一路国家想参与到中国的游戏规则里面到我这来挂牌,挂牌时候必须把所有信息提供出来,有点像IPO的感觉一样的,所以它的信息是比较清晰的。我们在这边可以用做市商制度帮助他在中国找到对接的资方和对接的企业,这是我们提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就是为了配合这个中国可以打造整合资源和服务的平台,把所有相关的这些内容都能放进来,去服务。

   第三个我们可以去开发一些创新的工具。之前亚投行成立的时候我也参与过,当时也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因为中国人民币国际化一直在推进,现在主要是通过两边的货币的兑换去完成这些工作。未来可以考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考虑发行一些数字化货币,用数字化货币支撑一带一路国家包括投资,包括贸易,包括支付等等,结算,用数字化货币完成这些事情。我们还可以讲数字化货币或者是1:1,和人民币1:1,或者是我们用一揽子货币去来支撑这个数字化货币,如果一揽子货币的话可以叫做数字化亚元。

   还有提供一些中国专门做类似于一带一路穆迪指数的风向标,帮助企业,特别不是在体制内的企业去了解一带一路的国家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如果我们评级降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有风险的,我们要从里面想办法去应对风险。评级增高的时候增加这个地方吸引力增加,这四电气石是我们目前针对现代人提出的挑战提出初步的设想。

   我后面还有一些案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讲一下。

   

   厉克奥博:感谢解总非常非常认真的准备,我第一次看到圆桌里有嘉宾为我们准备了PPT,非常感谢解总。刚才解总反复强调了,其实不论是让他们来我们IPO,为我们提供他们的信息,还是制定评级,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他们。这个其实评级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想请陈总年来自中债资信,您是研究部的总经理,长期关注评级的事情,您对于一带一路中的这些国家风险您是怎么判断的?

   

   陈代娣: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发言机会,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发言。像中债资信确实我们也是一个评级公司出身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从2013年提出来,实际上我们公司做国家这方面的研究是已经七年了,我们这块一方面是做主权政府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我们也是在围绕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一块的国家风险也做了很多研究,今年也是出了一本蓝皮书,关于一带一路投资与风险的。

   关于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确实我们也有一些风险指数,大家关心的话可以看看我们之前出的书里有一些研究的观点。对于一带一路的国家风险,其实我们在前两年开始关注的时候,首先我们是做了很多的案例分析。我们想看一带一路出去我们是做风险的,首先是从风险的角度看,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这些风险到底有哪些,哪些是对企业的经营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当时还是主要从公开资料找了56个重大的关注比较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一些示范案例,有56个,每个案例都分析了一下,它的最主要的直接的,或者最直接的诱因是什么。我们总结下来,完全是由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导致失败的这种占比是比较低的,不到20%。接近80%跟宏观层面的风险直接相关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占比就是政治风险是最主要的,其他包括汇兑风险、营商环境风险等等其他的。

   虽然我们样本不是完全具有代表性,因为是公开报道出来都是比较重大的,但是还是能说明问题,国家风险在海外经营过程当中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从这几年研究的体会下来有三个方面有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感觉我们做下来,觉得国家风险特别需要关注,一般讲什么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经营风险,营商环境也有环保的、税收的方面很多。实际上我们觉得这里感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关注风险的时候需要关注风险的双边性特点。我们做主权,做主权政府信用风险的时候不用关心你买债的是哪个背景的,是哪个国家的投资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同样的风险。但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国家风险的时候,其实你来自不同背景的国家,你在同一个国家干同一个事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国有化的征收风险,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出现征收国际化风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跟当地政府友好程度非常影响在这里风险的大小。所以在我们国家风险里我们特别关注把对话关系和我们国家的关系考虑进去,这个是对不同的企业来说,对于不同背景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特别关注跟中国关系关系是什么样的,这对企业是很不一样的。

   第二,国家风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不是说只是局限于关注这个国家大面的什么风险特点。我们跟很多企业接触,他们会关注这个项目面临的国家风险,我们发现不同的项目面临的国家风险也有很多不一样。首先这个行业,不同的行业所需要重点关注的国家风险类型是不一样的,你要列国家风险是非常多的,只要跟国家,跟这个企业经营环境相关的方方面面都会对这个企业产生影响,都是它的风险点,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一定重点关注这个项目,这个行业重点需要关注什么。比如说同样是能源行业,你如果说是水电类的这种项目,你可能就关注征地这些方面的,环保方面的风险,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油气资源关注政府的立法,还有后续你的双边关系影响国有化的征收风险,这是不同的行业面临的国家风险是要重点关注不一样。我们会根据这个项目类型的特点来找出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在哪,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个国家的情况去评价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在评价的时候,我们又会去看这个国家其实面临不同的区域风险又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国家里,特别在我们国家可能相对还好一点,整个市场是比较统一的,营商环境差不多的,不是很重要。在巴基斯坦东部安全风险多一些,营商环境更加关注一些。比如印尼你的发电项目,因为是千岛之国,岛和岛之间电网联络很差的,你分析当地供需的时候不是看全国,看当地电力的供需情况是什么样。所以你要去分析的时候分析到区域层面,这样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第三,当企业面临这些国家风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这里因为整体来说国家风险是一个外生性的风险,其实是企业不能改变这个风险的。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我们整体来看,把国家风险按照它的发生的频度和发生的烈度进行区分,整体发生频率比较低,但是烈度很大的,战争类的,国有征收重点做好评估,可以止损还是可以回避,还是采取风险转移的方式。第二大类是频率比较频繁,但是烈度比较小,营商环境里和当地的舆论风险,当地社区、当地民众的关系包括社会责任这方面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可以做一些工作的。时间有限,向大家分享我们做国家风险过程当中的几点感受。

   

   厉克奥博:感谢陈总,陈总刚才提到了在一个跨国投资的过程中,20%是由企业自主决策的失误造成的,剩下80%更多是宏观的风险,这个我深有感触,比如刚才举例子国有化的问题,很多跨国的巨头曾经在过去的海外投资中有这方面的遭遇。比如英国的BP石油,英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早年在中东投资的时候,伤筋动骨的一次,差点让公司破产因为当地政治发生变化,买过来的油田被国有化了,所以这个风险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下面我想请问李律师,您在一带一路这些国家的法律环境,您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国家的法律跟我们了解的中国法律体系,或者西方、欧美的法律体系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换句话说他们是依法治国吗?还有通过法律我们能够保证那80%里的风险可能有多大一部分,如果我们注重法律的研究,有可能能够规避的。

   

   李治国:谢谢主持人,我本人是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加入大成两年左右,之前一直在美国所做了九年多的时间,主要做项目融资,也主要是做跨境这块外商到中国和中国企业到境外。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类的,面临最大的问题,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本身所提出来的一带一路也好,或者其他的国际化倡议也好,中国本身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金把所有基础设施都建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即使中非的600亿也是商业化运作,这个事应该是这样来做的。项目融资是它主要的一个出口。

   至于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比如说拿一个国有化的风险来讲,这个应该是律师的法律工作范围之内,在每一个投资的协议里面都会有一个国有化的条款。这个条款会规定掉如果实现国有化的话,你对投资人的一个不管是合理赔偿也好,在法律用语上不一样,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国际机构的用语也不太一样,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去规定政府的责任,如果你要国有化,投资人是没有办法去阻止你的,但是要给我合理的赔偿,这个赔偿如果产生,就赔偿产生争议的话,可以诉诸到国际的机构去做相关的仲裁,去作出这样的决定。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法律保障,国有化的风险。还有一个保障就是尤其是海外投资的时候,还有一个投资险,不管是信保也好,还是其他的保险机构也好,你需要去投入这样的保险产品,去保证你的投资安全性,这相当于是一个最后的兜底的条款。

   另外我想谈一下,也是在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当中,法律服务过程当中一点体会,从法律的角度风险来看,一个是国内法律的风险,中国本身的法律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当地国,投资国的法律风险,还有来自于国际层面的风险,中国层面的风险,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对外汇的管制有点收的稍微紧一点,今年的8月份国务院又转发了四部委的决定,所以说对境外的投资有几类是不鼓励你去投的,换句话说你是投不出去的。所以说中国企业目前所面临主要是外汇的问题。还有是国资的问题,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其实应该实现的是一个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目前的外汇管制是有一定的限制,不管是哪方面考虑也好,其实中国政府所做的,中国投资人海外投资所面临中国法律的风险其实是来自于中国政府管制的风险,管制的核心是要管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它的核心。另一个层面的管制,不管是发改也好,还是商务也好,还是外汇也好,核心是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上。另外一个管制是在国资委这一个层面,国资委层面作为股东而言要实现一定的管控,但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你只要有保证你的收益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规定必须在一带一路国家上投,而非洲,或者其他国家好像看似被边缘化了,这个是不对的。你不应该去政府指定企业去集中的投向某一个区域,这个是不对的,企业自主的行为应该就是商业化的投资,哪有利益去哪,只要能赚到钱,给我国资就可以了,这是国资监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中国的法律风险是这两块。

   当地目的国的法律风险,外资的准入、行业的准入,包括人力资源、环境、外汇,这个都是需要投资人去事先做好一定的了解和准备的,你才能去比较合理的去应付这些风险。还有一个来自国际层面的风险,这个层面的风险可能在环境方面会更多一点。刚才陈总也提到,说你水电的项目,包括征地,包括环保、生态,当地政府可能会支持,不管是政府政绩也好,或者其他方面支持你去做,但实际上当地的NGO,或者国际的NGO对这个是持不同看法的,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都要考虑到的一个来自国际层面的风险。

   另外一个问题分享一下第二点,前段时间有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上沿线国家投基础设施的时候会提到PPP,PPP近两年,2014-2017年在中国是比较热的,不管113号文到42、到25,到今年的50号,到87、到92,一点点在收紧,中国政府一开始PPP要做,但是后来一点点在收紧不正确的做法。PPP的核心我始终认为,不要看它的叫什么,核心是融资,为什么做PPP,因为政府没钱,要把它的资产负债表做的稍微干净一点,转到别人的资产负债表里去,这是它的核心。所以说要解决PPP模式的问题,要解决关键点,融资问题,只有融资结构做好了PPP才能做好。中国目前如果要在一带一路上国家去应用PPP模式做这些基础设施,目前我个人认为可能中国企业还没有,不具备境外运作这种PPP项目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能力。当然已经有企业在做,也有做成功的案例,但是大面的来讲还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也不能把中国国内的PPP模式输到当地去,这个也是不成的。刚才主持人提到当地的法律和中国法律是不是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你拿南非来讲,南非比如说N4公路在PPP立法之前就已经做了,是用PPP的模式来做的,从南非到莫桑的一条收费的公路,做的非常的成功。

   孟加拉也有当地的PPP法律,新加坡也有,马来也有,印尼也有,越南也有,这些国家一带一路上的国家,甚至有的国家PPP历史比中国长得多,而且它的运作模式完全一样,尤其是英属的殖民地或者法属的殖民地,他们的PPP立法有的时候相对来说比中国要先进一点,这一点是要承认的。所以当地的运作模式我们在乌干达做水电项目也是PPP做的,也是做的非常成功的,IFC做的,我们当时做的IFC的法律顾问。不能把中国的不太成功的东西输出去,这个是不合适的。时间关系我就分享这两个想法。谢谢!

   厉克奥博:感谢李律师,李律师的回答更像来自经济学界、金融学界,律师里的经济学家。刚才李律师反复强调了PPP的融资模式,这个在海外投资里确实值得尝试,因为它把政府的一部分担保,一部分权益绑到咱们的投资项目里了。下面我请刘烨总,您来分析一下,因为您在咨询行业,在审计行业跟企业打交道非常多,您觉得海外一方面是风险,另外一方面重点是融资,您有什么解决之道吗?

   刘烨:首先非常有机会参加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论坛,我不是审计的负责人,我是安永企业咨询项目的合伙人,我们主要是为央企代表国内企业去海外进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并购的咨询工作,同时给政府提供PPP咨询服务,我本人也是财政部、保监会、国际工程和基础设施领域相关的专家,前面几位嘉宾说的特别好,分享了很多“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涉及各种各样的风险,都特别的关键,我原来想跟大家分享在“一带一路”投资当中的风险防范的一些个人的见解,前面听到李律师关于PPP的观点,有部分我赞同,有部分我是有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关于中国的PPP模式是不是值得在海外去借鉴和推广,这上面我可能是一会儿有时间的话稍微探讨一下。

   首先回到正题,我们在“一带一路”上面的风险防范的问题。前面其实像陈总也好,解总也好,李总也好都提出了很多很关键性的风险,特别政治风险、国别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风险,也是我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明显的高于世界一般水平的风险,所以我我们其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风险、国别风险都会相对的较高一些。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在给客户提供一些顾问的时候,对于这个风险防范上无论是客户还是我们都异常关注,包括像李律师讲到PPP项目也好,或者海外基建项目也好,绝大多数运用项目融资解决项目的融资问题,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更需要对风险有一个充分的管理的体系在这里。

   我们会异常关注的点,对于风险整个防范我们的建议就跟现代战争一样,大家都知道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其实不是某一个军种很强,或者是某一个武装力量很强能够赢得现代战争。对于风险防范,特别是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也是一样的,你需要构建的是一个风险防范的体系,而不是某一项特别的,或者个别的风险防范措施能够管理好和防范好海外投资的,特别是基建投资的风险。

   首先,整个的风险防范体系在我的理解当中,我会把它分成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首先就是国家风险的管理,这个其实陈总前面已经谈到了很多,你在进入一个国家之前要对这个国家进行非常充分的国家风险识别和研判。特别是我完全同意陈总的一个意见,地缘政治的风险,这个国家对华友好的程度,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是不是适合投资的一个目标国。比如举个例子,像巴基斯坦,很多发达国家投资者不会投资巴基斯坦。中国的企业却很多都愿意投资巴基斯坦,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巴的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地缘政治保障了投资相对的安全性和政府政治风险相对较低的情况。当然埃塞还有其他的风险,比如安全性风险很高。所有项目做投资决策之前,首先研判进入什么样的国家,或者进入一个国家什么样的地区做合适的投资,如果在这一步踏错了,后面所有的防范措施都是空中楼阁,什么作用都没有,合同签的再合理,再完备,不好意思,这个国家不尊重合同,这个国家发生战争,发生政局剧烈的更迭,发生对华关系剧烈的转变,这种东西合同做的再好,什么体系再完善也没有用。首先第一个层面是做好你进入投资国家的风险研判,要进入风险可控的对华友好的,等等相关法律体系相对稳定或者完善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一个层面要做的事。

   第二个层面,在合同体系层面,当你进入合适的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往往需要用到项目融资这种比较复杂的融资的模式,同时基础设施金额很大,十几亿美金,几十亿美金,我做过最大的项目总投资六十到七十亿美金,这样巨额的体量融资,时间很长,二十到三十年的合同也不少见,使用到项目融资,参与方众多,有所在国的政府,有你的所在国的某些公司,或者购买方和合同方,还有中国投资人,有时候有其他投资人的合作伙伴,有金融机构,提供项目融资的金融机构,有保险机构,有你的运维商,有你的承建商,各种各样的相关方,利益相关方非常多,所以需要非常严密的,周全的合同体系来把相关方的责任和权利进行非常合理的分配。同时,把在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当中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风险进行充分的识别,再进行合理的分配,在不同的合同当中的A方或者B方去做合理的分配。比如说像前面李律师谈到了国有化的风险必然分配由政府承担,法律变更的风险也必然是政府去承担,对于建设的风险可能是我投资人来承担。但我投资人有可能通过EPC合同转嫁到了EPC承包商上去承担的,所以类似于这样的风险合理分配是你要构建一个很周密的,很合理的合同体系来去做这样风险的分配和管理。

   第三个层面,在合同之外,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回报机制和价格机制体系的一些设计,也能规避某些风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中国投了很多电站项目,巴基斯坦的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它愿意帮你承担巴基斯坦卢比和美元波动的汇率风险,就不是通过合同承担的,是通过电价机制去承担。在它的电机机制里会有一个机制,我可能每个季度去定期的按季度调整,卢比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差异,确保你能够获得稳定汇率美元额度的一个本币的回报,所以这些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定价调整机制。

   比如说融资基准利率的变化,这上面也是通过定价机制,或者回报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缓释,对于投资人来讲你可以通过回报机制、定价机制去做相关的缓释。同时也像前面王总提到的,有可能汇报机制逻辑闭环情况下,回报机制设计不一定收美元,或者当地货币,可能收人民币,这种情况下通过人民币融资,这种机制的设计和融资机制的设计规避更多的汇率风险。

   第四个层面,其实李总也提到,陈总也提到,要通过相应的一些保险安排、金融工具的运用来去规避相应的风险。比如说你要通过保险经纪帮你安排商业保险公司,帮你分担、分配掉、承担掉自然不可抗力、地震、火灾、洪水所导致的损失,你可能找中信保,通过找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等来帮你承担掉,由政府应该承担的,但是不能履行的,比如说国有化征收、货币汇兑限制、战争等等这些政治上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和风险。所以整个来讲是一个体系非常完善和严密的风险防范体系在起作用,而不是单方面合同做的好,或者某些角度去做,一定是一个综合作用的发挥。这是项目风险管理上的建议。

   我再占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讲PPP的事情。其实中国的PPP模式,我们做了很多项目你会发现,我们有些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特别是去一些不发达国家,比如非洲的某些国家,并没有一套完善PPP的机制,或者是一些法案,相关的东西,可能需要你去跟政府做相关的一个谈判,跟政府就个别项目去设计不同的机制,反映PPP的精神。但是就我的观察,我既做国内也做国外,中国现有PPP的制度和体系不亚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至少我举个例子,全国财政部已经推出了四批示范项目,这个示范项目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数千个还是上万个,我有点记不清。这么大规模的示范项目,示范项目的作用在PPP市场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这么大规模的示范项目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同时有一个PPP中心专门负责PPP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发布,整个的制度体系,这在OECD国家,经合组织国家做过研究,60%的经合组织国家没有专门的PPP机构,而中国有。

   第三点就是中国推出了示范合同文本,财政部和发改委分别制定不同行业的标准合同文本,合同上的规范性对于投资者的风险降低,对于PPP模式的成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不是所有国家有标准合同文本的,或者示范合同文本。我其实觉得中国的现有PPP机制和模式,如果在“一带一路”的一些不发达,或者不成熟的国家这些政府能够从中国政府这里取得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这些中国企业去当地,去所在国投资这样的基建项目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当地国家也是非常有益的。

   

   厉克奥博:感谢刘总,大家对于“一带一路”的跨国投资肯定有一个观察,刚才包括在座的各位听到招商局,听到中非基金他们说自己的海外投资成就的时候,慷慨激昂。但是反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的声音仿佛小了一点点,您觉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

   

   解喆:我们自己做这个事情,“一带一路”还是国家行为。

   

   厉克奥博:这个国家行为是不是不光考虑经济利益?

   

   解喆:国家做“一带一路”不光是经济考量,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考量,包括中国正在重塑整个新的经济秩序,世界的经济格局。民营企业这,我自己也在对接这个事情,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最大的不同,国有企业是带着任务去的,不是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没有那么舒服,民营企业去了还是希望去获利的,这个时候讲信息不对称,包括没有资本投它,比如巴基斯坦这么友好的国家,当时帮它融资的时候根本没有银行敢投,为什么呢?很多问题,包括人生安全是有问题,银行觉得很不安全,即便是中巴是什么巴铁也很不安全。刘总也说应该有一个体系化的保险机制,包括担保机制,已经体系化的能够去有一个平台来支撑这些企业,这个企业走出去不是一个企业走出去的,是在一个平台上走出去的。有点像我们国家建阿里巴巴平台,建了阿里巴巴平台以后,可以在互联网上卖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过去了。我们讲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现在不仅号召大家走出去,为了让市场化多多参与,中国政府赋能机遇,我能进去提供公共产品。我就不考虑别的东西了,所有的东西帮我屏蔽了。

   举个例子,好多企业走出去不是直接到目的地国家,是到目的地的中方园区,那个园区帮我们把所有外部东西都准备好了,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所以说这为什么是有一个平台非常重要。

 

   厉克奥博:民营企业走出去可能在短期之内更多的不是他们需要非常激进取得考量的,而中央有一部分感觉像任务。我也听到一些例子,有的央企去印尼投资水电站,投资完了以后发现地方的环保组织力量非常强大,阻止这个水电站发电,没有办法,我们确实完成“一带一路”的基建建设,发电他们就认了,没有收益就没有收益了,更多是像您说的任务。这方面我想问陈总,您对这方面国别的东西应该怎么尽早的给它识别出来,让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些基建投资,不仅是任务,有战略性的,长远性的政治回报,也有中短期的经济利益。

   

   陈代娣:这个问题我们今年和很多商会在合作,企业做关于国家风险的培训,这个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央企,但是也有很多民营企业,他们也在来参加我们的培训。我感觉到他们会问拉美怎么样,什么国家怎么样,想问我的意见。我感觉当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之后,肯定先行动的是央企,我感觉先行动起来的是政府,政府今年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出台一系列的规章、办法出来,后续明年会有一些细则出来,会具体去落实,这里除了倡议有落地的措施出来。相应的我感觉商会、协会他们也在行动起来,要给这些企业提供服务,这些央企其实也许像之前招商局,他们基于企业战略已经出去了。还有一些央企也是一部分基于国家战略考虑,但一部分还是也有这种我要出去看市场,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各方面确实也是压力比较大的,还是要出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特别那些产能过剩,国内确实很难发展和压缩。

   民营企业我觉得他们也有不少看机会的,毕竟国内的成本在逐步的上来。刚才解总也提到,打造一个平台。我们其实已经接触到有一些保险经纪公司,他们已经在搭这个平台了,而这个做的也比较早,已经做了两三年,打造的就是类似一个像“淘宝”、“天猫”这样的平台,消费者面临的是企业,我估计已经做了两三年,已经快要投产了,我们也跟他们有这方面的合作,他的理念也是,主要是服务于中小企业,其实中小企业像刚才刘总说的,要做系统前期的风险评估、合同,包括后期的过程防范其实非常缺少经验。有这样一个平台,给它提供这种全环链的服务,因为是分投的,不知道分投找谁,如果有一个平台去找律所,一搜就知道找谁,这里就把中介服务、服务商和需求的企业对接起来了,而且他们对接的还是国外的,当地的那些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当地是最了解,而且成本也还比较低,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发展方向的,包括这个企业还做了一个针对公民走出去的服务平台也挺有意思的。也已经有一些在行动起来,在做这方面的服务,就是为了服务于民营企业,降低他们走出去的成本。这个应该是民营企业逐步的会走出去,没有央企那么快,有一个过程。

   讲到风险这块,重点想讲几个风险点,一个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外资准入,外汇平价外资准入审查的风险是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需要关注的。因为现在走出去,虽然说是“一带一路”国家,但是现在投资主要的还是一些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现在从欧洲去年下半年就提出来准入审查的核准标准,如果说是国企的话,就会把你同行业的国企是合并来考虑,你是一体的,是同样的利益主体,这样的话你是大大提高的中国央企、国企走出去面临审查风险,这是欧美,欧美现在也在提出来要加强审查。美国的准入审查我们也是特别关注,美国的准入审查是去年外资审查委员会,如果没记错是175例,创了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已经110多例了,全国全年下来会有200多例,会再创新高。而占比里中国历年下来占比是20%左右,明显排第一个。

   

   厉克奥博: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属于财政部,前年中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智库中心专门跟他们座谈了解这个机制,其实是黑箱操作,没有很明确的标准,一票否决,他认为有碍国家安全一票否决,中国投资怎么能够提交他们委员会呢,他们说是相当于举报,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如果跟他说华为来我这的投资,海尔来我这的投资,可能危害到美国经济安全,他们就要开始审查,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风险。

   

    陈代娣:企业去那投的时候可以不用申请审查。

   

    厉克奥博:不用申请及可以举报。

   

    陈代娣:两年内发现了还是要宣布无效的,企业是面临很大风险的。今年11月份参议院提出美国对外投资风险的现代化法案,这个也是要加强审查职能,而且是要加强对于小规模并购的审查。这个里面也是值得重点关注。

   

   厉克奥博:最后留一点时间给现场的听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机会非常难得,关于“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问题。观众可能正在消化嘉宾的观点。最后我来替一个观众提一个问题,我们的主题一直集中在了金融、政策,尤其是国家政治,还有融资、法律,除了这几点以外,大家还在关注哪些风险,我想从解总开始,每个人做一个很简短的点评。

   

   解喆:刚才讲到的人身风险,还有跟文化相关的风险。因为宗教文化不同。

   

   刘烨:如果是基建相关投资的话,需要做建设的话,绿地投资,我建议关注当地的一些用工政策和本地化内容的风险。不是说你原来想着把中国有经验的工人派过去可以去做,也许不给你发签证,也许签证的要求很高,而且有一些特殊地区,比如像一些中东的第三方国家有一些圣地必须得是穆斯林才能进入的地方,你可能要动员国内很多资源,这个会关注,不然导致流动性和成本发生很大的超支和超时。

   

   李治国:补充两个,一个是模式的风险,因为刚才招商局的李总说了“蛇口模式”,衷心希望“蛇口模式”能够复制成功,但是大家也在各自探索各自的模式,有一点,在符合当地的情况下可以把模式完全复制过去,如果不符合的话,一定要结合当地的东西,把你的模式引入到当地,让当地人接受,不能强加,一定不能强加。中国不一样,中国可以为外商投资制定专门的法律,没问题,体系外循环,可以循环出来。但是像非洲国家像中国政府的中央政府有这样的力度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模式的问题,尽管我们要输出模式,但是这个模式怎么输,怎么跟当地模式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内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专业顾问,第三方顾问聘请的风险,因为不管是会计所也好、律所也好都是第三方顾问的角色,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从国际化的过程来看,比如西方企业、美国企业、欧洲企业到中国来投资,第一选择肯定是本国的律所,本国的律所去选择中国当地的律所,这是基本的模式。尤其刚进入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操作的,毫无疑问。即使在这个市场做的很成熟,有的国家的企业,还是用原来本国的锁,不会用当地的锁。各个方面的考虑,这是他的想法。尤其刚进入一个国家,我本人来看还是选择比较稳妥自己国家锁控制当地的锁,不管是信用风险也好,还是法律专业知识风险也好,还是经验风险也好,还是时间沟通文化降很多,不要仅看资金成本,前期的资金成本只是你风险投入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李嘉诚在这一点是非常对的。如果你在当地运行五年、十年,有企业再做了,有些东西可以本地化了,你可以尝试当地,并不反对,不一定是我们好,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从风险管控的角度大家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识。

   

   陈代娣:我以印度来举例子,印度人口的成本,包括语言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为什么说印度老是制造业发展不起来,有两点,也是大家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两点,一个是土地问题,企业去国外投资面临土地的征收问题,要建厂,但中国的话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明显的,这个不会说份额很少的,这个力度是很大的,但是你去国外很多国家的土地制度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这个难度在我们国内想象不到的复杂。在印度的话,如果一个民企,不是政府或者公众机构去征地的话,你要求是80%以上的,同意才能够把这块地征下来,如果说有和公共机构合作的话是70%,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之前日本的一家制造企业去那看中那想建一个制造基地,未来土地的问题十几年没谈下来,最后放弃了。

   第二是劳工的问题,印度的工会实力是非常强的,他规定只要雇佣人口达到100个人以上的企业,你是不能随便解雇工人的。这种制度使得你在用户那成本非常高,不能随便解雇工人,印度大企业很少,都想办法拆成小企业。中国不知道他们怎么玩的,这里有很多劳工陷阱在里面,和中国很多不一样的。这只是以印度举例子来说,印度其实还算好一点的环境了,都面临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也都是很普遍的。

   

   厉克奥博:感谢陈总,也非常感谢今天几位嘉宾为大家分享了他们的观察,他们的研究,还有他们的思考和建议,本场的圆桌对话刚刚好,也再次感谢大家。





21WEEK●关于我们

21世纪报系会议周

21世纪报系会议周由二十一世纪传媒于2010年推出,《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已成功举办六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以多样化的会议集群模式,囊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活动,通过全媒体的支持系统,打造21世纪最高端会议品牌。

会议周将以第三方角度审视中国经济,集合多方智慧,把握全球经济脉搏、洞察经济细微变化,预测经济发展动向,成为政府、企业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通过政府、企业、学者、媒体四方联动,打造中国顶尖经济人物对话平台,唱响商业中国推动力号角,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第七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以“洞见未来先机——新时代·新经济·新征程”为主题,形成多样化的会议集群,包括:1、十二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 2、017中国创新资本年会【暨】第七届中国股权投资竞争力榜单发布 3、“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暨】“一带一路”建设创新案例征集活动 4、十四届中国企业公民论坛【暨】2017年“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评选5、渤海银行•中华非遗传统手工艺传承设计大赛作品展。

作为国内首家由媒体打造的会议周,为期一周会议内容丰富,涉及行业多样。此次会议周诚邀100+专家学者及监管机构、600+行业领袖、2000+参会嘉宾、100+媒体单位、1500万+线上传播。通过21报系独有的平面、网络、媒体联盟资源和电视媒体,发出中国经济最专业最权威的声音。



会议周项目介绍


会议周历届回顾

  • 2016年第六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
  • 2015年第五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
  • 2013年第四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
  • 2012年第三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
  • 2011年第二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
  • 2010年第一届21世纪报系会议周

Organizations

组织架构